數字經濟是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機，是新一輪國際競爭的重點領域，更是我國能夠把握的時代機遇。數字經濟作為新型經濟形態，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通過數字技術深度賦能各類經濟活動，未來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發展將是一個重要趨勢。

      我國數字經濟主要沿著賦能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兩條主線發展。與歐美相比，我國數字經濟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較快，而對于資本密集型產業數字化發展相對滯后。一方面，數字經濟賦能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催生出各類新業態新模式，有力促進自主創業、自由職業與靈活就業。例如，完善重點群體的就業支持體系，尤其在為女性群體、殘障人士以及邊遠地區居民等弱勢群體提供就業機會方面，數字經濟發揮著越來越顯著作用，有利于我國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從中長期來看，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打破代際不公，促進收入分配的相對均衡，為促進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更新迭代非常快，但我國傳統基礎設施市場規模的擴大并沒有促使核心技術伴隨發展，導致數字經濟賦能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后。目前，支撐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數字基礎設施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空間，并且在區域分布上呈現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相對不均衡的狀態。因此，實現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仍需解決數字基礎設施投入和使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與大國博弈加劇的影響下，黨中央科學應對百年變局，統籌“十四五”時期謀篇布局，審時度勢做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決策，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戰略指引。與此同時，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激烈競爭前所未有，主要經濟體競相爭奪數字經濟發展新優勢。鑒于此，應以數字經濟助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一是我國應以數字經濟為抓手，需求側升級和供給側改革并舉，為“雙循環”發展注入新動力。從需求側來看，持續以數字經濟帶動消費提質升級，釋放龐大的內需市場紅利，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從供給側來看，充分發揮我國龐大市場與歐美市場“雙融合”的優勢，并以龐大的市場反哺技術進步，加速推進國內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和產業轉型升級，提升我國產業現代化水平和創新能力，為國內市場提供與之相適應的生產和供給能力，從而更好地適應國內國際需求拉動和個性化需求發展，加速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二是我國數字經濟內部難以避免地出現結構性分化，應以精耕細作的“工筆畫”繪制互聯網重點區位、重點領域、重點項目的“產業藍圖”。從國內角度來看，根據《報告》顯示，我國網民規模穩定增長，互聯網發展階段從快速發展期邁向成熟繁榮期，但需要加強對我國互聯網發展趨勢分析。其次，我國數字經濟全領域、全鏈條、全方位的快速發展正在向結構性差異化發展轉變，數字經濟區域間、產業間發展不平衡性逐漸顯露。當然，我國互聯網整體發展質量還是較高的。一方面，我國互聯網的普惠性質優于同等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新基建的前置效應已成為推動我國互聯網和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

      三是我國需要立足自身市場，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突破底層核心技術研究瓶頸。從國際角度來看，市場對于技術進步的反哺至關重要，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GAFA）等世界科技巨頭企業的成功之道在于通過全球化形成對市場的壟斷，這些企業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取得技術優勢，依靠市場壟斷獲得高額利潤，再反哺研發投入，以此形成“技術優勢—全球市場壟斷—高額利潤—加大研發投入—技術優勢”的正向循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世界經濟格局中，作為后發經濟體，世界一些國家或地區并不希望以自身市場反哺我國的技術進步。例如，近年來國外一方面不斷出現的對我國互聯網APP等的抵制；另一方面則對我國的硬件技術和裝備等限制較少。因此，我國應立足自身巨大市場規模，不斷發掘內需潛力，發揮舉國體制優勢，積極制定國家級產業中長期規劃和相關產業支持政策，聚焦核心“卡脖子”技術環節重點攻破，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通過國內大循環促進底層核心技術轉型升級，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取得新的國際競爭優勢，最終實現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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